謹以此紀念Helmut Krasser!
內(nèi)容摘要： 6—7世紀印度學(xué)者法稱所著《釋量論》是印度佛教哲學(xué)思想史上的豐碑之一，歷史上曾被多次譯為藏文，最晚的譯本是由釋迦室利賢（1127—1225年）、薩迦班智達（1182—1251年）合作翻譯，該譯本此前為世人所知的版本均為“近似已編輯的”形式，存于18世紀的藏文《大藏經(jīng)》刻本及同樣可判定為18世紀的所謂“金汁寫本”中。但這部文獻的最早刻本應(yīng)出自13世紀末在元大都籌造的雕版。這篇短文對近來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展出的這一極為珍稀的刻本進行了介紹。
法稱（Dharmakīrti,6—7世紀）所著《釋量論》（Pram?nav?rttika,??????????????）是一部影響巨大的偈頌體文獻，我從我的故交——荷蘭萊頓大學(xué)的斯爾克教授（J.A.Silk）處首次得知其藏文譯本的蒙元刻本信息。在2013年12月18日發(fā)來的電子郵件中，他提醒我關(guān)注中國的英文新聞網(wǎng)頁，該新聞中公布了這項令人激動的發(fā)現(xiàn)。盡管網(wǎng)頁文字本身有一些問題，但這項發(fā)現(xiàn)令人欣喜。存在的問題之一是，新聞的文字提供的法稱該著作標題的英文譯名為Explanation of Touch-stones,這個譯名非常奇怪；其次，誤判該文獻的藏文譯者是著名的俄譯師洛丹協(xié)饒（????????????????????????????1059？—1109？年）。作為物證，網(wǎng)頁提供了該木刻本末頁（葉70b）的圖片，但不幸的是圖片不很清晰，因此讀者無法立即從極可能記錄有譯者信息的文末書跋中確證這一觀點。
該木刻本曾參加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古籍普查重要發(fā)現(xiàn)暨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特展”（2013年12月3日—12月25日）。我有幸參觀了這次展覽，得以親眼目睹該文獻，并注意到其譯者跋（?????????）中清楚地記述道，此文獻的梵文原典曾被三次翻譯：（1）瑪譯師格瓦洛追（????????????????????????????11世紀后半葉）；（2）俄譯師；（3）釋迦室利賢（?ākya?rībhadra，1127-1225年）與薩迦班智達（1182—1251年）合譯1。因此，該蒙古木刻版中的藏文譯本應(yīng)該是后面這個翻譯團隊的譯本。此外，也是這個譯本最終被收入4部《丹珠爾》刻本以及所謂金汁寫本（迄今可供研究的唯一一部《丹珠爾》寫本），這些《丹珠爾》的時間都晚至18世紀。遺憾的是，刻印者跋（??????）過于簡略，僅僅提到第三任帝師委托雕造了木刻版。薩迦班智達的侄子八思巴·洛追堅贊（1235—1280年）是元朝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時期的第一任帝師，繼之是其同父異母弟仁欽堅贊（1239—1279年）于1274年任第二任帝師。再后，由仁欽堅贊及八思巴之侄達瑪帕拉（Dharmapālaraksita，1268—1287年）或卻迥松瓦/措（????????????????/???）于1279年繼任帝師。達瑪帕拉于1279—1287年間擔(dān)任帝師，因此，這一木刻本的刻版應(yīng)在此期間，且極有可能是1284—1287年間。
此木刻本共70葉，每面6行。每頁紙張正面左右兩側(cè)空白處各標有藏、漢文頁碼。由葉70b判斷，每頁紙張的背面僅在右側(cè)空白處標有漢文頁碼。這似乎表明是由漢族工匠負責(zé)刻版。另，左側(cè)空白處標有字母“?”，意在說明這是一部目前尚不清楚的木刻本叢書的第一卷。
在刻印者跋里沒有說明該木刻本的刻版地點，以及由誰資助。這一點，與同時期的另一部蒙古版刻本文獻——薩迦班智達的《量理寶藏論自疏》（????????????????????????????????）有所差異，約20年前，我曾有機會對后者進行評述，因為在后面這部木刻本中有詳細的印刷者跋2。該印跋記載，刻版的雕造最初由忽必烈的長妻察必（?abi）贊助，工程未盡而察必即已去世。之后，皇太子真金（1243/5—1286年）正妻闊闊真（K?k?è?in，？—1300年）被委任監(jiān)管雕印事宜。跋中未載木刻版的雕造地點，但完工時間是“陽木猴年勝月（pausa，??????）八日”，即1284年12月16日3。正如《釋量論》的刻本，這個刻本同樣在書側(cè)空白處標有字母“?”。很可能《釋量論》的木刻版也是在大都的同一座寺院里完備的。有趣的是，薩迦班智達著作的另一刻本是在普顏篤汗（Buyantu Qaγan，即元仁宗，1312—1320年在位）的支持下，于陰土[應(yīng)理解為：木！]兔年八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完備的，即1315年9月3日至12月11日，文中含一首偈頌，第一句是????????????????????????????????????????????（釋量寶藏千版畢）4。以前我不確定該如何解釋這句話，但我想現(xiàn)在我們可以更有信心地推測，它指的是《釋量論》和《量理寶藏論自疏》兩部文獻的刻本。這兩部相關(guān)的刻本上的頁碼與《釋量論》的頁碼不同，因為這些刻本書頁的正面左側(cè)空白處有藏、漢文頁碼，而書頁背面在右側(cè)空白處僅有漢文頁碼。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的何歡歡博士于2013年12月25日給我提供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網(wǎng)址上公布的該木刻本照片資料，共4葉，即葉1b-2a,4a,5a。據(jù)我所知，該網(wǎng)頁已經(jīng)不再存在。從這張照片可看到，該刻本在每葉的每一面都有6行文字，雕刻筆法沉穩(wěn)，文字清晰易辨。但非常遺憾的是，這張照片的質(zhì)量實在欠佳，以至于那些幾乎遍布每一頁、用黑色或紅色墨汁書寫的字體很小的注釋都極難辨讀。這部《釋量論》中的偈頌共4葉，詳情如下：
Fols.1b-2a:??????????????----?????????[????????????????]PV,I:1-14b
Fol.4a:??????????????????????????----????????????[????????????]，PV,I:46d-57d
Fol.5a:[??????????????????]???????????----??????[???????????????????]，PV,I:69?a-80b
將蒙古版中的文本與已知的4部《丹珠爾》刻本及所謂金汁寫本中的同名文本相比較，我們發(fā)現(xiàn)僅僅存在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差異，其中兩處差異是在當時存在的一些古語被“更新”為現(xiàn)在的標準用語。因此，我們看到在PV.I:*2b中使用的是?????????而不是????????，在PV,I:6d,9b中使用??????而不是?????，等等。
起初，釋迦室利賢和薩迦班智達翻譯《釋量論》是確鑿無疑的。后來有些學(xué)者對其隨意修訂，例如，在14世紀、15世紀，杰出人士像邦譯師洛追丹巴（????????????????????????????1276-1342年）、色奪班欽釋迦卻丹（???????????????????????????????1428-1507年）曾提議進行數(shù)次修訂，即使他們的工作毫無用處，對此后的文本注釋影響也甚微。在更早些時候，尊巴頓循（????????????????）在其1297年作《釋量論》注疏中，曾引用過他文中所謂由“我等之上師”（???????????）于薩迦寺對藏譯文的一些修訂5。這位學(xué)者本人并非梵文專家，曾是薩迦班智達的弟子，此處或許指的是祥多德貝（??????????????），或者更可能指雄頓譯師多杰堅贊（?????????????????????????????????）、也可能指雄頓譯師洛追丹巴（????????????????????????????????）。后者與薩迦寺關(guān)系密切（正如尊巴頓循一樣），而且作為一位真正的梵文學(xué)者頗享盛名。
附識一：“蒙古刻本”和“漢刻本”兩次存在爭議，后者用于永樂版（1410年）和萬歷版（1606年）和《甘珠爾》刻本，并非著重指木刻版所在的地理位置，同樣，該次是否有寓意指刻版的贊助者也尚需探討。這個觀點在一部尚未公布的、無標題、無日期的小文獻中得以證實，這部文獻為覺頓譯師仁欽扎西（???????????????????????????????????? 約1485年-1536年之后）所著；內(nèi)容是對部分蒙古本藏文文獻《五部陀羅尼》（????????????? [=Pa?caraks?])與藏文《大藏經(jīng)》及梵文本相應(yīng)文獻進行閱讀和比較。他所用的刻本是由居住在騰格里淖爾（Tengri nor，即納木錯）地區(qū)的蒙古人贊助刻版的，因此該刻本被稱為hor par ma (蒙古本）。上述關(guān)于“蒙古本”個案的簡短研究表明，這個術(shù)語晚至16世紀還在為藏族學(xué)者沿用。
附識二：筆者在此仍然想表達如下愿望，相信這也是日益增長的從事法稱《釋量論》研究的國際學(xué)界的共同愿望，希望中國的相關(guān)機構(gòu)部門早日將這部珍稀、重要的刻本影印出版！ ?
1、關(guān)于《釋量論》梵本藏譯的初步研究，參見弗蘭科（E.Franco):《〈釋量論〉的藏譯本及梵譯藏翻譯方法的發(fā)展》，卡拉色等編（H.Krasser et al.):《第七屆國際藏學(xué)研討會文集：藏學(xué)研究》卷1，格拉茨：奧地利科學(xué)院，1995:277-28。關(guān)于《釋量論》在印度次大陸傳播狀況的綜合研究，貝克爾納（B.Kellner）：《關(guān)于法稱〈釋量論〉的校勘版》，《維也納南亞研究學(xué)刊》2009-10:161-211。
2、 相關(guān)書跋參見筆者已刊文《薩迦班智達所著關(guān)于佛教邏輯與認識論的兩部藏文文獻的蒙古版》，《佛教研究國際協(xié)會雜志》16,1993：280—283,291—293。及噶瓦·西熱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國藏學(xué)》2009（1）：42-43。熊文彬：《元代皇室成員施刊的藏文佛經(jīng)》，《中國藏學(xué)》，2009（3）：91—94。出自這些刻版的一個刻本現(xiàn)存扎嘎爾達索寺（?????????????），詳見??????????????????? ?????????????????????????????????????????????????? ?????? ?????????????????????? 2010:41。在后者書中，此文獻被稱為“漢地刻本”（????????????）。
3、這一精確日期及下述兩日期的計算，均系使用舒赫（D.Schuh）《藏歷歷史研究》中所附“表格”推算出。見舒赫《藏歷歷史研究》“表格”，《德國的東方寫本目錄》附編16，威斯巴登：弗朗茨·斯坦納出版社，1973。不過，這些日期可能并非完全正確，因為它們可能是根據(jù)當時使用的漢歷記載的。實際上，我早期文章中提供的日期都計算錯了。
4、 該刻本可參見tbrc.org WICZ2047,fol.190a。當時的帝師似乎應(yīng)為朵麥巴·仁欽扎（??????????????????????），他繼薩迦康薩宮的桑結(jié)貝（?????????????1267-1314年）之后，在約1311-1313年之間任此職。在帝師職位的襲替中明顯存在一些問題，筆者曾撰文對此探討但未提出結(jié)論，見范德康（van der Kuijp）《時輪與元朝皇室對藏傳佛教的贊助》，溫圖里（F.Venturi）編《中央歐亞研究講座》4，布魯明頓：印第安納大學(xué)中央歐亞研究系，2004:38-39。
5、 ????????????????? ??????????????????????????????????????????????????????????????? ???????? ???????????????????????????????????????? 1993:343、373/387/416/435。
楊清凡 英譯漢 女，博士，四川大學(xué)中國藏學(xué)研究所講師